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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张明远，今年三十四岁，结婚六年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互联网公司做中层管理，月薪两万出头。妻子陈雨晴是独生女，岳父走得早，岳母一个人把她拉扯大。我们结婚时岳母掏空了全部积蓄帮我们付了首付，作为条件——也是我的心意——岳母自然住进了我们家。
这一住，就是六年。
说实话，岳母这个人除了嘴碎一点，没什么大毛病。她勤快，家里的活儿基本全包了，做饭洗衣拖地，样样不落。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，先给我们熬粥蒸馒头，再把雨晴的午餐便当装好，连我的那份都单独用保温袋包着。我下班回家，拖鞋永远摆在门口最顺手的位置，茶几上永远有一杯温度刚好的凉白开。有时候我加班到深夜回来，还能看到餐桌上扣着饭菜，旁边贴个小纸条：“明远，热三分钟再吃。”
这种日子过久了，人会变得麻木。就像你天天呼吸空气，不会觉得空气有多珍贵一样。我甚至开始挑剔岳母做的菜——红烧肉太甜，青菜炒老了，汤里的盐总是放不够。每次我说这些的时候，岳母也不恼，笑呵呵地说“下次注意”，然后下次还是照旧。
雨晴有时候看不过去，私下跟我说：“你就不能对我妈好点？她一天到晚伺候咱们，你连句好话都没有。”我不以为然地回她：“我说的是事实啊，再说了，每个月不是给她四千块钱吗？又不是白干。”
对，四千块。这是当初雨晴提的，说妈没了收入来源，手里总得有点钱才踏实。我当时没犹豫就答应了，觉得理所应当。但日子久了，这四千块在我心里慢慢变了味——我开始觉得，既然付了钱，这就是一种雇佣关系，我提点要求怎么了？
人啊，最怕的就是把别人的好当成理所当然。
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上个月。
岳母在拖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髋骨骨裂，需要卧床休养至少三个月。医生说老人骨头愈合慢，急不得。岳母躺在病床上，拉着雨晴的手，眼里全是愧疚：“是妈没用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那一刻我心里也难受，但这种难受很快就被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取代了——家里这一大摊子事，谁来管？
雨晴是注册会计师，工作比我还忙，经常出差，指望不上。请保姆吧，雨晴不放心外人进家，况且现在靠谱的保姆一个月少说七八千，还不一定肯做饭。我俩正发愁的时候，我脑子一热，提了个建议：“要不让我妈来？”
我妈叫李桂芬，今年六十出头，身体硬朗得很，在老家一个人住。我爸走了十多年了，她一直不肯搬来跟我们住，说是城里楼房憋闷，不如老家院子敞亮。但我心里清楚，她是不想跟岳母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两个老太太凑一块儿，那画面我想都不敢想。
现在岳母去雨晴她姨那边养伤了——她姨退休在家，正好能照顾——家里空出来了，让我妈来不正合适吗？
雨晴犹豫了好几天。她知道我妈的性格，跟我提过不止一次，“你妈那人太强势了，我跟她处不来”。但眼下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她最终点了头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：“试用期一个月，要是不合适，咱们再想办法。”
我嘴上答应得痛快，心里却想：自己亲妈还能不合适？你想多了。
我当天晚上就给我妈打了电话，把情况一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我妈的声音不咸不淡地传来：“行啊，反正我在老家也是闲着。不过明远，我可把话说前头，我去了是帮你们过日子，不是去当保姆的。”
“那当然那当然，”我连忙说，“妈您想多了，就是让您来享享福，顺便帮忙做做饭。”
“嗯，还有，岳母一个月给四千，我去了是不是也得一样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但转念一想，亲妈开口了，我能说不行吗？再者说，四千块给自己亲妈，总比给岳母心里舒坦。我满口答应下来。
挂了电话，我跟雨晴说了这事，她的表情有点微妙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我妈来的那天，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去火车站接她。她拎着两个大蛇皮袋从出站口挤出来，扎马尾，穿一件红底碎花的外套，嗓门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：“明远！妈在这儿呢！这人多的，挤死我了！”
我赶紧接过袋子，沉得要命，打开一看，一袋是老家特产——腊肉、干豆角、腌菜、红薯粉，另一袋全是我爱吃的零食和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。“您带这些干嘛，城里什么买不到？”我哭笑不得。“买的有妈做的好？”她白我一眼，中气十足。
到家之后，我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每个房间都看了，包括我和雨晴的主卧。“这房子不错，就是装修老了点。”她点评道，“这地板颜色太深了，显得屋里暗，回头我给你们联系个师傅换个浅色的。”
“妈，这房子才住了六年，不用换。”我赶紧说。
“六年还不换？人家三年就翻新一次，你这日子过的，啧啧。”她摇着头，又推开厨房的门，“哎哟，这抽油烟机什么牌子？吸力不行，油都挂墙上了，你岳母平时不做饭的吗？这厨房也太脏了。”
我看了看厨房的墙壁，干干净净的，哪有什么油？但我懒得争辩，含糊地应了两声。
雨晴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愣住了。客厅的布局全变了——沙发挪到了窗户底下，茶几跑到了电视墙对面，连电视柜上的摆件都重新排列组合了一遍。我妈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，见雨晴回来，拍了拍身边的空位：“雨晴回来了？来，坐这儿歇会儿，饭马上好。”
“妈，这家具……”雨晴看向我。
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妈就接话了：“我下午没事干，给家里重新布置了一下，你看这样是不是敞亮多了？原来那个摆法，风水不好，沙发背门，财气都溜走了。”
雨晴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妈您辛苦了。”然后进了卧室，关门的力气比平时大了一点。
我跟着进去，雨晴坐在床边，脸色不太好看。“你妈第一天来就把家给重新装修了？”她压低声音，“这房子是我妈付的首付，好歹也是咱们俩的家，她问都不问一声？”
“老人家闲不住嘛，再说又没动什么大件，沙发挪个位置而已，你别小题大做。”我打圆场。
雨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失望，又像无奈。“行，沙发的事我不说了。但你跟你妈说过没有，咱们家的规矩？”
“什么规矩？”
“比如进主卧要敲门，用洗衣机之前要问一下，还有……”
“行了行了，”我不耐烦地打断她，“这是我亲妈，不是外人，你那些规矩回头再说。”
雨晴没再说话，但我看到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。
第一顿饭是我妈做的。她做了四个菜：红烧排骨、酸菜鱼、炒土豆丝、紫菜蛋花汤。凭良心说，我妈的厨艺确实比岳母好，排骨炖得酥烂入味，酸菜鱼又酸又辣特别下饭。我吃了两大碗米饭，连声夸好吃。我妈笑得合不拢嘴，不停地给我夹菜：“多吃点，看你在城里都饿瘦了。”
雨晴吃得不多，筷子在盘子里拨拉了几下就放下了。我妈立刻注意到了：“雨晴，怎么吃这么少？不合口味？”
“不是，妈，我最近减肥。”雨晴笑了笑。
“减什么肥，你又不胖，”我妈夹了一大块排骨放到她碗里，“女人太瘦了不好生养。对了，你们结婚六年了吧？怎么还不要孩子？你妈我等着抱孙子呢。”
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。
这事儿是我和雨晴的一块心病。我们不是不想要，是雨晴身体的原因——多囊卵巢，不容易怀。这几年断断续续看了不少医生，中药西药都试过，始终没动静。岳母从来不催，偶尔问一句也是小心翼翼的，说完立刻补上一句“不着急不着急”。但我妈不一样，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一遍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催促。
“妈，吃饭呢，说这个干嘛。”我赶紧岔开话题。
“怎么不能说了？我是你妈，关心一下怎么了？”我妈放下筷子，“雨晴，不是我说你，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再拖下去就是高龄产妇，风险大得很。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专治这个的，回头我把电话给你，你抽空去看看。”
雨晴的筷子“啪”地搁在了桌上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脆。她站起来，脸上还挂着笑，但那笑容假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：“妈，我吃饱了，公司还有点事要处理，您慢慢吃。”说完转身就进了书房，这次关门的声音比下午更大了。
我妈看着书房的方向，脸色沉了下来：“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好意关心她，她甩脸子给谁看？”
“妈，您别多想，她确实是工作忙。”我两头哄，心里已经开始后悔了——不是后悔让我妈来，是后悔没提前跟她交代清楚哪些话题不能碰。
但我没想到，这仅仅是开始。第一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，真正的狂风暴雨，还在后头。
如果说第一个星期是“温水煮青蛙”的预热阶段，那么从第八天开始，水算是彻底烧开了。我妈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这个家的一切规则，而雨晴的反抗也从沉默变成了正面交锋。
导火索是一件貂皮大衣。
雨晴有一件黑色的貂皮短款外套，是她三十岁生日时花一万多买的，平时舍不得穿，只在重要场合亮相，挂在主卧衣柜最里面还套了防尘罩。那天我妈趁我们上班，把主卧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——这没问题，问题是她把衣柜也翻了个底朝天。
雨晴回家换衣服，一开衣柜就发现貂皮大衣不见了，找了一圈，最后在客厅阳台的晾衣架上找到了它。那件一万多的大衣正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挂在铁丝上，正午的太阳直直地晒在上面，皮板已经晒得发硬发白了。
“妈！”雨晴的声音把正在书房加班的我吓了一跳，“这大衣谁挂出去的？”
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手上还拿着锅铲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收拾衣柜看见的，大热天的捂在柜子里都发霉了，拿出来晒晒，怎么了？”
“这是貂皮的！不能暴晒！不能水洗！不能……”雨晴的声音在发抖，她小心翼翼地把大衣取下来，皮板已经硬得像纸壳，有几处甚至裂开了细小的口子。一万多块钱的衣服，彻底毁了。
“哎呀，一件衣服嘛，坏了再买就是了，你至于这么大呼小叫的？”我妈皱起眉头，“再说了，花一万多买件衣服，你们这日子也太不会过了，我儿子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你就这么糟蹋？”
这句话踩到了雷区。
雨晴猛地转过身来，眼眶已经红了，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：“妈，第一，这件衣服是我自己的工资买的，没花明远一分钱。第二，我和明远怎么过日子，怎么花钱，是我们两口子的事。第三，您以后能不能不要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？”
“你的私人物品？”我妈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拍，声音也拔高了，“这是你一个人的家吗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！我儿子的家里，我这个当妈的连收拾衣柜的权利都没有了？”
“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妈出的！”雨晴终于爆发了，“房本上写的是我和明远两个人的名字！这是我们的家，不是您儿子的家！”
客厅里的空气像是被人抽走了，安静得可怕。
我从书房冲出来，正好撞上两个女人互相瞪视的场面。我妈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愤怒，雨晴则浑身发抖，眼泪已经掉下来了。我站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最后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处理方式——我什么都没说。
我的沉默被双方各自解读。我妈认为我默认了雨晴的“大逆不道”，雨晴则认为我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袖手旁观。那天晚上，雨晴抱着被子去了书房，把门反锁了。我妈坐在自己房间里唉声叹气，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让我听见：“养儿子有什么用？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算是看透了。”
我站在走廊里，两边都是紧闭的房门，感觉自己像个被流放的犯人，无处可去。
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第二天，我妈开始了她的“反击”。她没有再跟雨晴正面冲突，而是用一种更隐晦、更让人如鲠在喉的方式表达不满。
做晚饭的时候，她只做了两个菜，一个炒青菜，一个凉拌黄瓜，连个肉菜都没有。我奇
到了饭桌上，雨晴坐下看了一眼桌面，什么也没说，起身去厨房拿了一瓶老干妈，就着辣酱吃了一碗白米饭。
我妈坐在对面，慢条斯理地夹着青菜，一边嚼一边念叨：“这年头啊，做婆婆是真难。做多了吧，说你不尊重人；做少了吧，又给你脸色看。你说我图什么呢？大老远从老家跑过来，累死累活的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？”
“妈，没人说您不好。”我试图息事宁人，但这话说出来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。
雨晴放下筷子，看着我妈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：“妈，您要是觉得委屈，随时可以回老家，我不拦着。您要是不想走，那咱们就得把话说清楚——这个家的女主人是我，不是您。”
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把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和平彻底炸成了碎片。
我妈猛地站起来，手指着雨晴，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你……你这是在赶我走？”
“我没赶您走，”雨晴依然平静，“我只是在告诉您，这里是我家。”
“好好好，”我妈连说了三个“好”字，然后转头看向我，眼睛里全是泪，“明远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媳妇当着你的面赶你妈走，你就这么干坐着？”
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雨晴的目光是期待，我妈的目光是逼迫，而我，像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，不知道该往哪边靠。我张了张嘴，发出一个干涩的声音：“都少说两句吧……”
雨晴的眼神瞬间暗了下去，那种暗淡比我妈的眼泪更让我心慌。她站起来，把碗筷端到厨房洗了，然后换上鞋，拿着车钥匙出了门。我追到门口问她去哪，她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：“加班。”
我知道她不是去加班。她是失望了。
那天晚上雨晴十二点才回来，带着一身的酒气——她平时滴酒不沾。我扶她上床，她推开我的手，含糊地说了一句：“张明远，你真让我失望。”然后翻过身，背对着我睡了。
我睁着眼睛躺了一夜，天花板上的裂缝被窗外的路灯光映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影子，像极了我此刻千疮百孔的婚姻。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日子在一种诡异的冷战氛围中缓慢流逝。我妈和雨晴互相把对方当空气，所有的交流都通过我这个可怜的中转站来进行。“明远，告诉你媳妇，冰箱里的牛肉再不化冻就坏了。”“老公，跟你妈说一下，洗碗机的按钮不用每次都关掉电源。”
我成了传话筒、受气包、情绪垃圾桶，每天在公司累成狗，回到家还得在两个女人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。我开始失眠，开始偏头痛，开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故意绕远，只为在车里多待十分钟。
到了第十四天，我站在体重秤上，发现自己瘦了六斤。
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我妈的“亲戚计划”。
那天晚饭后，我妈难得主动跟雨晴说了话——准确地说，是通知了她一件事。“雨晴啊，我跟你二姨和小舅商量好了，下周末他们两家过来住几天，一共六口人，加上咱们四个，十个人够热闹的。”
雨晴正在喝水，闻言差点呛到。“妈，您说谁来？”
“我二姐和我弟弟啊，你不是见过吗？明远他二姨和小舅，带着孩子来城里玩几天，住咱们家。”我妈说这话的语气，就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一样自然。
“六口人？住咱们家？”雨晴放下水杯，声音已经开始发紧，“咱们家一共就三间卧室，您住一间，我和明远一间，书房连张床都没有……”
“没事，客厅沙发能睡两个，书房打地铺睡两个，两个小的跟我和明远挤挤就行了。”我妈大手一挥，一副“这都不是事儿”的表情，“亲戚嘛，凑合凑合就过去了，老家人没那么多讲究。”
“可是妈，”雨晴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，“您请人来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？”
我妈的笑容收了起来：“商量？我跟我儿子说就行了，我儿子同意了不就完了吗？”
我赶紧举手：“我没同意啊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。”
这下我妈的脸色彻底变了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被背叛的愤怒：“明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二姨小舅从小对你多好你忘了？人家大老远来一趟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让你母亲的脸往哪搁？”
“妈，不是不让住，是咱家确实住不下这么多人，而且您应该提前跟我们说……”我试图讲道理，但我妈根本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。
“行了，我看明白了，”她冷笑着，目光在我和雨晴之间扫了一个来回，“这个家我是做不了主了，连请个亲戚来住几天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就是个外人，来给你们当保姆的！”
“妈，没人说您是保姆。”我的头开始剧烈地疼起来，太阳穴突突地跳。
“不是保姆？那我是什么？”我妈的声音越来越高，眼泪也开始往下掉，“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供你上大学，现在你成了家了，有出息了，就嫌你妈碍眼了是不是？你岳母能住六年，我才来十四天就受不了了？你岳母是妈，我就不是你妈了？”
“够了！”
这声怒吼是我发出来的。十四天来积攒的所有压抑、为难、愤怒、愧疚，在这一刻全部喷涌而出。我站起来，声音大到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：“妈！您能不能消停一下！您来这十四天，把家里翻了个遍，把雨晴的衣服毁了，天天指桑骂槐嫌她不会过日子，催她生孩子戳她痛处，现在又要请一帮亲戚来家里住，您到底想干什么？您是真来帮忙的，还是来拆这个家的？”
客厅里安静了足有十秒钟。
我妈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震惊，从震惊变成受伤，最后定格成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陌生和悲凉。她没有再吵，没有再说一个字，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轻轻关上了门。
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声叹息，但它在我心里激起的回响，比任何摔门声都要沉重。
雨晴站在原地，看着我妈的房门，又看看我，表情复杂。过了很久，她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吗？”
我颓然坐回沙发上，把脸埋在手掌里：“我不知道……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听到我妈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我想去敲门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。雨晴也没有说话，她坐在我身边，安静地握着我的手，那手冰凉冰凉的。
我忽然想起了岳母。
岳母在的时候，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的？每天早上有热粥，晚上有留好的饭菜，周末她会主动出门遛弯给我们留二人空间，看电视永远戴耳机怕吵到我们，连咳嗽都要躲到厨房里压着声音。我和雨晴偶尔吵架，她从来不掺和，只是默默地去厨房切一盘水果端出来，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悄悄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。
六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她做的这些事。我把它们当成了空气、当成了背景、当成了每月四千块钱买来的理所应当的服务。而我妈来的这十四天，像一面照妖镜，把我骨子里那些理所当然的丑陋念头照得无处遁形。
我想起上个月岳母摔伤那天，她躺在医院走廊的推床上，疼得脸都白了，还在不停地说“给明远添麻烦了”。我当时只是客气地回了句“没事没事”，连句真心实意的“您辛苦了”都没说。
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，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。
半夜两点，我实在睡不着，爬起来去阳台上抽烟。路过我妈的房间时，发现门缝里还透着一线光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有敲门，转身去了阳台。
楼下的街道空荡荡的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被呛得直咳嗽——这烟还是去年买的，平时基本不抽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雨晴发来的消息：“睡不着，在阳台？”
我回头，看到她靠在阳台门框上，披着我的外套，头发散乱，眼睛肿着。她走过来，从我手里把烟拿走，碾灭在烟灰缸里。“别抽了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“雨晴，”我开口了，嗓子干涩得像砂纸，“我是不是一个混蛋？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你不是混蛋，你只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扎进了我最脆弱的地方。是啊，我被惯坏了——被岳母惯坏了，被雨晴惯坏了，被我妈惯坏了，被这个从来不需要我来操心的生活惯坏了。我习惯了接受、习惯了索取、习惯了挑剔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些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，背后是别人多少的付出和隐忍。
“我想把我妈送回去，”我说，“不是岳母，是咱妈。”
雨晴愣了一下，然后轻轻靠在我肩膀上，说了一句“好”。
第二天是第十五天。
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妈已经在厨房了。锅里有煮好的粥，桌上有煎蛋和咸菜，一切都和岳母在的时候一样，但我妈的脸色却和岳母截然不同——那是一种混杂着委屈、倔强和无声谴责的表情。
“妈，”我坐到餐桌前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，“昨天的话……对不起，我不该吼您。”
她没看我，把煎蛋翻了个面，油花溅起来落在灶台上，发出“滋啦”的响声。
“但是妈，有些话我还是要说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想了半夜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，“您是我妈，我永远爱您，这一点不会变。但这个家是我和雨晴的家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。您来了，我们很感激，但您不能用您的方式来替我们生活。”
“你这是在教训我？”我妈转过身来，眼里的泪光一闪一闪的。
“不是教训，是沟通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，“妈，您想想，如果您年轻的时候，奶奶也这么对您，您心里什么滋味？”
这句话让她愣住了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反驳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——当年奶奶对我妈的各种挑剔和干涉，我妈跟我抱怨过无数次，那些故事我从小听到大。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我轻声说完最后一句，站起来，把饭碗收进洗碗池，“妈，我今天请假了，送您去车站。票我已经买好了。”
我妈手里的锅铲“咣当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让我永生难忘。我妈没有哭闹，没有指责，她只是默默地把围裙解下来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灶台上，然后走进房间去收拾行李。那个背影，和我记忆中那个雷厉风行、说一不二的女人判若两人，她佝偻着，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老人。
雨晴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眼眶也红了。她走过去，帮我妈收拾那些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，轻声说：“妈，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吧，家里放不下。”
我妈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嘴唇哆嗦着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雨晴，对不起。”
这三个字一出口，雨晴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送我妈去车站的路上，车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导航的声音。我妈坐在后座，抱着那两个蛇皮袋，一路看着窗外不说话。到了车站，我帮她把行李拎到候车室，在检票口的栏杆外站了很久。
“明远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，“妈是不是真的……做得很过分？”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说是，伤她的心；说不是，那是撒谎。
我的沉默似乎就是答案。她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就当我……没来过吧。”
“妈，”我拉住她的手，那双手粗糙干燥，是几十年操劳留下的痕迹，“您永远是我妈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只是……只是我们都需要学会怎么相处。”
她没说话，只是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，然后转身走进了检票口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她拎着两个大袋子，一步一步走进人流深处，那个红底碎花的外套在人群中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不见。我的眼眶忽然就湿了，一种说不清是愧疚、解脱还是心酸的复杂情绪堵在胸口，上不去下不来。
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给雨晴打了个电话。“妈上车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雨晴说：“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”
“随便，”我说，“你做的都行。”
回到家，屋子里安安静静的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和每一个寻常的下午没什么两样。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，又多了什么。
少了的是两个妈，多了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生活的自己。
我走进厨房，灶台上还放着那条叠得整整齐齐的围裙。我拿起来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，上面有洗不掉的油渍，边缘磨得起了毛边——这是岳母用了六年的围裙，我妈来了之后接着用，现在安静地躺在我的手里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，见证了这个家里所有的付出、索取、冲突和和解。
今天是我妈走后的第三天，我和雨晴商量好了，这周六一起去看岳母。雨晴说，她想把岳母接回来，请一个钟点工帮忙做家务，让岳母安心养伤就行，不用再操劳了。
我问她那钟点工的钱从哪儿出，她白了我一眼：“从我工资里出，你少抽两包烟就够了。”
其实我不抽烟了。那包烟，我连带着打火机一起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
我开始学着做饭。第一顿炒糊了鸡蛋，第二顿米饭煮成了粥，第三顿总算做出了一盘能吃的番茄炒蛋。雨晴吃了一口，说“还行”，然后又补了一句“比我妈做的差远了”。我说那当然，咱妈做了几十年饭了，我这才几天。
说完这句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“咱妈”，不是“你妈”。
雨晴也意识到了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弯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窗外的夕阳正好落进来，把饭桌照得暖洋洋的。我忽然觉得，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吧——一地鸡毛，满腹牢骚，但只要有个人愿意跟你一起收拾这一地鸡毛，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。
当然，我知道事情还没完。我妈回去之后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，我知道她在生气，在等我低头。岳母那边还得好好道歉，毕竟这几年我是真的没把她当过自己人。还有雨晴，这十五天让她受的委屈，我得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弥补。
但至少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家的温度，不是靠血缘关系天然生成的，而是靠每个人的用心和体谅一点一点堆起来的。血缘给了你进门的钥匙，但能不能长长久久地住下去，看你有没有把这里真正当成家，把家里的人真正当成家人。
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岳母发来的微信，应该是雨晴跟她说了我们周末要过去的事。消息很短，只有一句话——
“明远，妈给你们腌了咸鸭蛋，带回去吃。”
我的眼眶忽然就热了。六个字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指责，没有“你怎么才来看我”的委屈，只有一句平平淡淡的“腌了咸鸭蛋，带回去吃”。
我打了四个字的回复：“谢谢妈。”
然后我擦了擦眼睛，把围裙系上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今天我要试着做红烧排骨，就是岳母常做的那种带点甜口的那种。雨晴在客厅喊了一声“别把厨房烧了”，我大声回了一句“烧不了”。
锅里的油热了，冒着细细的青烟，我把排骨倒进去，“滋啦”一声，香气四溢。
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抽油烟机的嗡嗡声和油锅里的噼啪声。窗外万家灯火，我家的灯也在其中。这盏灯，是我和雨晴的，是岳母的，是我妈的，是所有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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